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首次揭开神秘面纱，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古蜀文明。202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发掘了3至8号共计6个埋葬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这些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2年6月14日在7号坑发现的龟背形网格状器。这个器物外观有点像龟甲，内部包裹着玉石，还覆有黄金、丝绸，造型极为独特。
在龟背网格器出土之前，三星堆发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没有超出考古学家已有的认知范畴。尊、盘、璧、人像等青铜器，无论造型多夸张，其工艺和铸造青铜器的合金比例都能在殷墟和江西新干大洋洲殷商时期墓葬找到原型。
但龟背网格器的出土却极有颠覆性，并且是“独一份”。其本身包含的龙、玉、丝绸、龟甲这些文化因素表明这是典型的华夏文明产物，但同期的中原地区，却均未发现哪怕有半分形似的器物。
展开剩余90%文献记载，揭示夏朝与蜀地的神秘联系
《史记》中有“禹兴于西羌”的记载，晋代的《三国志》和《华阳国志》分别记载了“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蜀之为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颛顼，封其支庶子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
这些文献记载表明，大禹的祖源之地可能指向了四川地区。1998年7月，在四川都江堰召开的“大禹诞辰纪念会暨四川夏禹文化研讨会”上，考古学家林向提出了著名的“蜀夏同源”说。
这一观点认为，从考古文物来看夏与蜀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古城、字符，还是对龙的崇拜，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夏禹与蜀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也就是说蜀是颛顼之后裔。
二里头文化
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二里头文化定性为夏文化遗存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却呈现出浓郁的“夏风”。
比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的陶盉。二里头祭祀用的典型器物，牙璋，在二里岗早商文化崛起后就被改造成了殷商贵族的“摆件”，但在三星堆，牙璋不仅继续出现在重要祭祀场合，而且还得到升级改进，出现了黄金材质牙璋。
三星堆文化自身也呈现出两大不同群体“共存”的迹象。比如祭祀坑中出土人像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笄发者人数少，却掌管着宗教祭祀权，而辫发者则似乎掌管着世俗权力。
大约在商末周初时，三星堆人突然废弃了位于广汉市的都邑，整体迁徙到了5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创造了十二桥文化。此时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仅剩辫发者。
基于这些发现，考古学界对三星堆文化定性为：“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和外来青铜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和形成的”。
地名背后的文化传播
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地图，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山东与四川虽然相隔一千多公里，却有着大量相同或相似的地名。
四川曾有一个梁山县，因为与山东的梁山县重名，后来改成了梁平县。山东济宁有蜀山湖，坐落于历史悠久的“汶上县”境内。而远在四川的岷江，古时同样以“汶水”相称，并且设置了汶川县。
不只是这些，还有更多例子，山东有蒙山，四川也有蒙山；山东有巫山，四川也有巫山；山东有梁山，四川也曾有过梁山。
那么，山东与四川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名呢？这很可能与古代人口迁徙有关。
历史长河中，因自然变迁、战乱纷扰、官员调任及古代流放制度等多重因素，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频繁的人口迁徙浪潮。这些迁徙往往是以家族乃至整个部族为单位，规模宏大。
迁居新地后，为便于生活与记忆，迁徙者就需要给新的居住地命名。中国人骨子里都有“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的情怀，即使是远赴他乡，也渴望在新环境中找到与原居地相似的环境，以此作为一种慰藉，寄托对故土的思念。
于是在选址定居时，他们倾向于选择地理环境相近之地。如果找不到理想居所，就力求在命名上延续故乡的记忆。有时，他们会沿用故乡的地名，或是在名字前加上“新”或“小”等前缀以示区别。
这种命名方式贯穿了从上古至近古的漫长历史时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鉴于四川与山东两地存在历史悠久的地名同名现象，且这些重合可追溯到周代之前，这暗示我们在周代之前，山东与四川之间可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徙。
夏朝遗民，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
那具体的迁徙方向是怎样的呢？是山东的“蜀”传到了四川，还是四川的“蜀”文化东渐至中原呢？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在夏朝某个历史节点上，一支族群可能自二里头地区启程，跨越了广袤的江汉平原与险峻的峡江，最终抵达成都平原。这一推测也并非空穴来风。
《左传》中记载，夏朝末年，有一部族名为“有缗氏”。少昊后裔的封地名为“缗”，有缗氏因封邑之名而得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有缗氏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省金乡县。
他们与夏朝王室保持着紧密的联姻纽带。夏初国君相的妻子后缗，便出生于有缗氏。在夏朝动荡之际力挽狂澜，复兴夏朝的少康，便是后缗之子。
《左传·昭公十一年》详细记述了夏末的一段风云往事：夏桀暴虐无道，激起民愤与诸侯反抗。在一次诸侯盟会上，有缗氏国君不满夏桀暴政，中途愤然离席。此举激怒了夏桀，遂发兵征讨。
有缗氏虽为夏朝东部重镇，终难敌夏桀大军，面临灭顶之灾。关键时刻，有缗氏国君向桀献上了两名美女求和。夏桀沉溺美色，遂罢兵。据传，逃过了灭顶之灾的有缗氏，背着夏室的礼器，踏上了向西的流亡之路。
最终他们抵达了遥远的岷山地区，与早先迁徙至西方的少昊部族旧部会合，共同在新的土地上寻求生存与发展。
一些考古学者认为，二里头与三星堆之间的联系，其源头可能就是有缗氏。据推测，有缗氏在遭遇夏朝末年的战祸后，首先避难到了河南地区。待局势稍稳，便向成都平原迁徙，最终成为古蜀先民中一个重要的支脉。
这一迁徙历程，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逃亡中的有缗氏虽然在物质上是贫乏的，但是他们的技艺、审美和信仰，一定会在古蜀文明中留下印记。
学术争议
夏朝作为中国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个王朝，其历史地位长期处于国际史学界的争议漩涡中。尽管国内学术界倾向于认可夏朝的真实性，但西方学界普遍持保留态度，甚至部分国内学者也提出质疑。
西方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主要基于其对文明判定的“证物合一”原则，即要求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证据相互印证。这一标准源于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强调“直接证据”的核心地位。
例如，《剑桥中国上古史》将商朝视为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明确排除夏朝，原因在于夏朝缺乏如商朝甲骨文般的自证性文字材料。
中国学术界对夏朝的态度经历了从“疑古”到“释古”，再到“考古实证”的演变，形成了三大主要学派：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二重证据法”支持者；以徐旭生为代表的考古实证派。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通过多学科整合确定三代纪年，将夏朝定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但这一结论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激烈争议。
西方学者批评工程存在“预设结论”倾向，认为其受民族主义驱动，而非纯学术研究。芝加哥大学夏含夷甚至称其为“沙文主义的历史前推”。
改写历史的三星堆证据
尽管存在争议，但新的考古发现仍在不断涌现，为我们理解夏朝与三星堆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
2023年10月，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长黎海超爆出猛料，“运用X光技术发现了龟背形网格状器焊接技术的证据”。
所谓焊接，是指把分离的金属两端通过加热到熔融，再加压或填充金属使两者合为整体的一种工艺。商朝时，青铜器不同构件之间采用的工艺基本是铸接，而不是焊接。
而焊接技术则是使用焊料通过热处理的方式将待焊铸件连接起来，通常认为这种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的。但是三星堆器物坑测年数据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由于坑内无西周同期器物，基本可以判定在商朝末期。
这意味着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制作时间下限是早于西周的。但迄今为止，尧都陶寺遗址、夏都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均未发现焊接技术的直接证据。
这一发现似乎印证了20年前美国学者的一句预言。2001年，在成都举办的省市考古专家座谈会上，美国西雅图博物馆中国馆馆长许杰提出“青铜器铸造技艺中的焊接技术有可能来自三星堆文明”。
当时这个观点被国内媒体评价为“语出惊人”，因为当时三星堆的3—8号器物坑还没有被发现。但现在看来，20年前的这段大胆预言，似乎就要成真了。
这不仅意味着龟背形网格状器并非是尧舜禹时期的产物，而是三星堆人制造的，还可能表明三星堆文明的科技水平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正在改写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考古学家王巍指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中原夏商王朝风格的遗物，清楚表明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些跨越千里的地名相似性，不再是简单巧合，而是古代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的活化石。
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的出现，我们有望进一步揭开夏朝起源的神秘面纱，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宏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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